新華社濟南11月11日電? 題：一戰(zhàn)華工：跨越百年的告慰

　　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鄧衛(wèi)華 王陽 應強

　　100年前的“雙十一”，一份停戰(zhàn)協(xié)定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福煦車廂里簽訂，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協(xié)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鮮為人知的是，在硝煙散去的西線戰(zhàn)場上，仍有約14萬中國勞工繼續(xù)留下清理戰(zhàn)場、掩埋尸骨，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連日來，當年“華工軍團”的后裔們來到先輩曾經奮戰(zhàn)過的歐洲，與當?shù)毓賳T、軍人、民眾、華人華僑一起拜謁華工墓地，紀念那一段值得銘刻的歷史，告慰那些文明的使者、無畏的勇士，為他們偉大的功績正名。

　　遲到的紀念

　　號角深沉，士兵敬禮，眾人默哀。60歲的程玲和57歲的馬京東一起將“CLC（Chinese Labour Corps,中國勞工軍團）”字母形狀的白色花圈敬獻于華工墓地中，并將來自中國的煙酒糖茶等祭品擺放在墓碑前。

　　這是程玲第三次來到歐洲，她前兩次的行程都是為了給爺爺畢粹德掃墓。對于她和她的家族，為了找到畢粹德的墓地，他們花費了整整90年。

　　“我的爺爺原本生活在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zhèn)一個平靜的小村子——上峪村里。我們村里去了11人，只有爺爺沒有回來。”程玲告訴記者，畢粹德沒有留下照片或畫像，唯一的紀念就是同村人帶回來的一枚華工勛章。

　　勛章上一位勇士手執(zhí)短劍，腳跨駿馬，馬蹄下踩著一個骷髏。勛章的側面有一個編號：97237，這是勞工畢粹德的代稱。

　　根據(jù)當時中國政府的“以工代兵”計劃，從1914年7月28日一戰(zhàn)爆發(fā)，到1918年11月11日戰(zhàn)爭結束，英、法等國共從山東、河北、江蘇、天津等地招募了14萬華工進行艱辛的戰(zhàn)勤工作，其中有近七成來自山東。

　　程玲的父親去世后，心中記掛著父親想為爺爺掃墓的遺愿，她開始想盡各種辦法，既讓留學歐洲的女兒繼續(xù)聯(lián)系，自己又在山東當?shù)貓蠹埧谋磉_自己的愿望。

　　讓程玲和家人沒有想到的是，親筆寫下的文章最終成全了家族的夢想。讀到這篇文章的張捷哈是老華工張長松的第10個兒子，他的華工父親一戰(zhàn)結束后留在了法國。“他看到我寫的文章十分感動，給原法國總理拉法蘭寫信，促成了我們這次法國之行。”程玲說。

　　2008年一戰(zhàn)結束9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女兒終于找到了畢粹德長眠于法國索姆省博朗古村的華工墓地。

　　“法國、比利時多地樹起了華工雕像，紀念華工成為西方反思一戰(zhàn)的一部分；國內關于華工的研究和紀念活動也逐漸增多起來。以往我們紀念爺爺僅限于家族內部，西方的認可、國內的關注，是對一戰(zhàn)華工日漸覺醒的尊重，是一份遲到的紀念。”馬京東說。

　　文明的征程

　　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城郊，馬京東臨去歐洲前，拿出爺爺留下的《游歐雜志》反復溫習，這是華工馬春苓歸國后的珍貴記錄。

　　1917年10月，臨朐縣胡梅澗村村民馬春苓和同村11名村民報名參加英國招募華工活動。按照《招工合同》，工人們不但每月可以領到12塊大洋，他們在中國的家屬每月還有10塊大洋的養(yǎng)家費。這對于那時普通中國人來說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國琦是常年研究一戰(zhàn)華工的權威專家。他介紹，華工主要來自農村，許多人目不識丁、淳樸老實、任勞任怨，渴望能幫助家人過上更美好的生活。

　　但馬春苓的目的與眾不同，作為一名鄉(xiāng)村教師，他去歐洲不僅是為了掙錢，也是為了圓自己的“環(huán)游之志”。同為鄉(xiāng)村教師的華工孫干來自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qū)域城鎮(zhèn)和尚房村，在他8萬多字的《歐戰(zhàn)華工記》中清晰地表達了他游歷歐洲、考察教育的初衷。

　　孫光隆曾與爺爺孫干一起生活多年，他介紹說：“華工們在歐洲戰(zhàn)場從事多種多樣的工作：挖戰(zhàn)壕，修鐵路，裝卸貨物，在火藥廠、兵工廠、化工廠和造紙廠等地方工作，有的華工甚至成為修理坦克飛機的熟練工。”

　　許多為英軍服務的華工在法國一直工作到了1920年，而大部分為法軍服務的中國人則工作到了1922年。徐國琦說，可以確信，由于敵軍炮火、瘟疫和傷病，至少有3000名中國人在歐洲或是去歐洲的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據(jù)上峪村華工后裔回憶，程玲的爺爺畢粹德就是戰(zhàn)后在野外做飯時被殘留的炸彈炸死的。

　　“英國、法國的軍隊指揮官非常贊賞華工，說他們的效率是外國勞動者里最高的，能吃苦、不鬧事，所以軍隊非常歡迎他們。”英文書籍《中國勞工軍團》作者馬克·奧尼爾告訴記者。他的祖父曾是“華工軍團”里的一名英國軍官。

　　歸來的回響

　　在歷史學家看來，14萬一戰(zhàn)華工不僅僅是付出汗水和鮮血的戰(zhàn)場苦力，更是規(guī)模巨大的文明使者。

　　“爺爺利用工作間隙考察歐洲教育，從歐洲回來后，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救國思想。”孫光隆介紹，孫干1919年回村后，為了開化民智，教學之余，在趕集的山道上擺攤，教往來路人識字，和妻子自費創(chuàng)辦了博山第一所鄉(xiāng)村女子學校，廣受村民歡迎。

　　旅歐不僅開闊了他們作為教育者的眼界，回國后他們展現(xiàn)出的愛國主義情懷也令人稱贊。馬春苓送自己18歲的長子馬傳宗參軍報國，三年后兒子犧牲在淮海戰(zhàn)役戰(zhàn)場上；1937年，日本人占領博山，時任小學校長的孫干拒絕出任博山縣維持會長，毅然投奔沂源解放區(qū)，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救亡工作。

　　“因為華工，中國讓英法等國免于人力資源破產的風險，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向世界展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愿景和能力。同時，中國由此可以向德國宣戰(zhàn)，名正言順地成為一戰(zhàn)戰(zhàn)勝國，在巴黎和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主持中國公道。”徐國琦說。

　　“我們可以把華工視為我們共同的祖先，我們如今去尋找他們曾走過的路途時，就好像走上一條‘尋根’之路。”比利時知名漢學家、西佛蘭德大學孔子學院外方院長馮浩烈說。（參與采寫：王子辰、王歡、李永錫）

【糾錯】

責任編輯：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