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學生為何選擇盜版教材？

　　王超是武漢某一本院校內一家教輔書店的老板，店鋪不超過20平方米，多數(shù)時候冷冷清清。但每逢開學初和考試月臨近，店門口就會變得門庭若市，學生會隱晦地問：“老板，××課的教材有嗎？便宜的那種。”

　　王超從身邊剛運過來的幾個包裹里翻出一本封皮慘白的書遞過去，“我們這有絕大多數(shù)的公選課教材，價錢都很便宜，很多學生用。”

　　與王超的小店一墻之隔的是一家打印店，同樣不大的門面里也擠滿了學生，復印機“嗡嗡”地響個不停，灰蒙蒙的玻璃門上貼著幾個黑白大字“低價教材，量大從優(yōu)”。

　　“我們全班同學都使用過盜版。”就讀于該校藝術設計學院的李然也曾多次光臨王超的書店，他告訴記者，全專業(yè)50多名學生使用的《市場營銷》和一本思想教育書籍都是盜版，而幾乎全校同學都在復印英語選修課的教材。

　　連日來，記者走訪武漢多所高校，發(fā)現(xiàn)大學教材盜版現(xiàn)象正愈演愈烈，正版教材太貴、教材使用率低、盜版教材監(jiān)管難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正版教材太貴了

　　“我們這屆150多個學生，只有十分之一在學校統(tǒng)一訂購正版書，其他的同學很多不是用二手書就是買盜版。”在武漢黃家湖大學城一所工科為主的學校，2015級學生徐芳做了一個小調查，她發(fā)現(xiàn)，盜版書可能占到班里所有教材的一半。

　　武漢某985高校經(jīng)濟學專業(yè)的研究生陳橙介紹，同學們購買的盜版教材還會以二手書的形式流傳到下一屆。

　　2017年年初，《中國青年報》對2001名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2.5%的受訪者曾購買過盜版教材，其中86.8%的受訪者覺得高校正版教材貴，21.5%的受訪者覺得非常貴。

　　2015級財務管理專業(yè)某班的吳柯還記得，大一時，班級的教材都是根據(jù)學校開具的書單在圖書館采買正版教材。后來有幾名學長不知通過什么渠道拿到了教材的電子資料，從此他們班的教材都是“復印”版，“我們專業(yè)的教材不但多而且貴，復印教材實在比直接購買正版教材要便宜得太多了。”

　　李然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大二下學期，學生自己購買的3本教材中，有本市場營銷的教材定價是120元，復印只要12元；英語選修課的正版教材共有4冊，每冊70元，復印只需11元。

　　“雖然通過學校買書會有折扣，但還是比盜版書貴不少。”徐芳坦言，統(tǒng)一訂購正版教材每學期要花費400元左右，買盜版書則會便宜一半。

　　教材管理缺乏透明度

　　除了價格貴，收費制度不透明也是某些大學生不愿意通過學校統(tǒng)一訂購正版教材的重要原因。

　　李然清楚地記得，大二下學期，每名同學向班委交了265元用于購買本學期所需的4本教材，其中由學校統(tǒng)一訂購的3本教材定價分別是32元、45元和68元，老師要求網(wǎng)購的一本教材價格為61.6元，“怎么算也沒有265元啊！”

　　“還有一本書正在加印中，多交的錢是那本書的訂金。”盡管班委努力解釋，但在李然和同學們看來，“教材費這么貴，至少應該公示明細”。到了大三，該班五分之四的學生都選擇自己購買教材。

　　類似情況在高校校園里并不少見。

　　漢口某學院一名大三的學生向記者透露，該校一專業(yè)的教材以往一直是按定價收費，本學期新?lián)Q了一名輔導員后竟獲得了七折優(yōu)惠，“同學們都在猜測上一任輔導員‘吃回扣’”。

　　與前幾所學校的收費制度不同，入學時，武漢某211高校會向每位新生收取1000元教材費，然后根據(jù)每學期費用自動劃扣，多退少補，一些院系甚至把大學4年所需課本一次性發(fā)齊。

　　領到教材之后，對照著本專業(yè)的培養(yǎng)方案，文學院的林峰發(fā)現(xiàn)自己少了《中國近代史綱要》等3本書，教務處的解釋是：“你們學院賬上的錢不夠了。”

　　“只讓交錢，但從不公示劃扣明細，難免讓人多想。”林峰說，班上同學私下怨言不少。

　　利用率不高廣受詬病

　　今年4月，武漢某工程類大學新開設了一門市場營銷的課程，班干部在班級群里詢問大家是否愿意購買教材，立刻遭到了一致反對。

　　該班學生表示，根據(jù)以往經(jīng)驗，教材上的內容老師的課件里都會有，在上完課后，老師都會將講課時用到的課件上傳到班群里，復習和考試時也都是參照課件和老師提供的相關論文，“現(xiàn)在我們上課基本都是用電子資料了，一學期的課下來，教材都沒用過。”“我都懷疑用了假教材。”

　　但由于老師的教學日志中要求學生必須攜帶紙質教材，該班最終決定在網(wǎng)上統(tǒng)一購買一本盜版教材。

　　“實際上老師們上課大多不用教材，期末我們會把課件拷下來復習。”一年半下來，林峰能夠清楚地說出那些沒有用過的課本：“外國文學、現(xiàn)代文學、當代文學，還有兩冊英語書。”

　　大二下學期過后，李然花59.8元購買的《中文Premiere Pro CS5 視頻編輯剪輯制作精粹208例》和68元的《大師鏡頭：拍出對話場景的100個高級技巧》最終被束之高閣，“除非自己感興趣，有些書4年也翻不了一次”。

　　15級廣告學專業(yè)的阮楠則認為，很多課程在學校的圖書館里都有大量的相關資料和論文，其豐富且專業(yè)的內容比起教材來說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她說：“我們上學期上的《廣告學概論》，圖書館的相關教材與資料摞起來足足有一層樓之高。完全可以起到代替教材的作用。”

　　如何扭轉盜版之弊

　　“希望學校在教材訂購和收費的過程中能夠更加公開、透明。”李然向記者表示。李然的室友劉希也持有同樣的意見，她認為學校應該將書單、費用、訂購流程和收費明細的相關數(shù)據(jù)公布出來，讓學生也參與其中，而不是處于一種“除了交錢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狀態(tài)。

　　在山東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yè)研究生張耀看來，大學生作為使用教材的主體，應該參與到訂購教材的環(huán)節(jié)中，促使整個制度更加公開透明。

　　“對于學生來說，他們急需獲得的是知情權而不是參與權。”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法學博士劉永存認為，上課之前，任課教師有義務向學生解釋為什么選擇這本教材，然而很多教師都忽略了這一環(huán)節(jié)。他還建議將指定一本教材改為推薦幾本參考書，由學生自己決定選擇哪一本，通過何種方式購買。

　　劉永存分析，高校教材利用率低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網(wǎng)絡時代學生的學習模式與傳統(tǒng)的教育體系產(chǎn)生了沖突”，碎片化的閱讀習慣和“有用即來”的學習理念讓學生們傾向于直接獲得答案，而不是通過閱讀教材建構系統(tǒng)的知識框架。

　　在劉永存看來，“執(zhí)法難”也是盜版教材泛濫校園的原因之一，“這類書店和復印店規(guī)模小、數(shù)量多，違法所得金額難以統(tǒng)計，執(zhí)法部門監(jiān)管難度大，即使被查處，違法成本也低。”

　　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師、資深律師王敏敏表示，學校附近文印店小規(guī)模售賣盜版復印教材主要涉及的是民事追責和行政查處問題，即使情節(jié)嚴重，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也只是沒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權復制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

　　“不尊重教材編寫者的勞動成果，會導致教師沒有編寫好教材的積極性，教材由此粗制濫造的很多，這也是我國高校難有經(jīng)典教材的原因。”談起盜版教材的危害，知名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盜版教材還應當為高校教材質量日益下跌埋單，而教材質量低下又是盜版教材泛濫的誘因，這其中的惡性循環(huán)“不單是依靠學生自覺、學校規(guī)范就能解決的”。

　　唐婉婷 徐長俊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雷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