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當年在對外活動中高度重視同非洲國家領導人建立和發展真摯友誼，而非洲老一代領導人也同樣非常敬重周恩來總理，把他譽為“屬于世界性的中國偉人”（尼雷爾），“載入史冊的第一流政治家”（薩達特），“以獻身精神和杰出才智為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服務”（布邁丁），“忠于民族獨立與和平理想的典范”（桑戈爾）。他們深情地說，偉人周恩來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永遠是后輩學習的榜樣。
納賽爾，周恩來的終生朋友
周恩來與埃及前總統納賽爾的友誼凝聚著亞非人民的團結之情，兩人的密切合作為1995年亞非萬隆會議的圓滿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會議前夕的1955年4月14日，兩人在仰光初次會面即一見如故，周恩來對這位年方37歲、英姿勃勃的非洲領導人深為贊賞，納賽爾則流露出對新中國總理的仰慕之情。兩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晤，對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周恩來轉達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埃及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問候，表示堅決支持納賽爾領導埃及人民爭取國家安全獨立、鞏固新生政權的斗爭；納賽爾則高度贊揚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兩人表達了加強亞非團結的共同愿望。萬隆會議期間，兩人多次會晤、磋商，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當納賽爾在會議開幕式上建議印尼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為會議主席時，周恩來當即表示贊同。納賽爾曾主持召開由各國代表團團長參加的政治委員會會議，討論了一些重大問題，包括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周恩來對他發表的政治見解和處理重大國際問題的才能十分贊賞。周恩來后來曾回憶說，在萬隆會議上，我感到納賽爾總統對西亞和非洲事務比我們了解得多。萬隆會議的十項原則是納賽爾主持的政治委員會上通過的，所以他對萬隆會議作出了貢獻。納賽爾也一直尊稱周恩來為“親愛的朋友”，說“我喜歡周總理在大會上的演說”。
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與納賽爾在會晤中達成了從兩國貿易開始，雙方互派商務機構，逐步使關系正常化的原則。周恩來十分理解埃方當時的困難，采取貿易先行，作為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準備階段。1955年12月，中國政府駐埃及商務代表處代表赴開羅時，帶去了周恩來致納賽爾的信。信中明確指出，兩國政府商務代表處的設立，將有利于兩國貿易的發展和友好關系的增進。翌年3月，周恩來又讓出訪埃及的外貿部部長葉季壯轉交他致納賽爾的信，信中回顧了亞非會議期間建立起來的友誼和近年來兩國關系的發展情況，希望中埃關系進一步發展。埃及方面在納賽爾總統的關注下最終做出了積極反應，決定撤回對臺灣當局的承認，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愿建立外交關系。5月30日中埃正式發表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埃及成為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個非洲國家。
1956年10月下旬，英、法直接出兵發動了侵略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國政府當即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英、法赤裸裸的侵略行為，堅決支持埃及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神圣斗爭。毛澤東十分關心蘇伊士運河的戰局，提出關于埃及反侵略戰爭的軍事部署和戰略方針的建議，周恩來迅速轉告埃及政府。11月10日，周恩來致電納賽爾，表示中國正在采取各種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人民的英勇斗爭。埃方對中國方面鮮明、堅決、有力的支持態度十分感謝，納賽爾致電周恩來誠摯地說：“你的來信深深地感動了我和埃及人民。你們對于我們為維護自由和獨立而進行的斗爭所給予的支持，加強了我們對自己的正義事業的信心……”
周恩來曾三次訪非，均包括埃及。他首次踏訪非洲大陸十國時，即把埃及作為第一站。時隔8年之久，兩人在非洲重逢，倍感親切欣喜。一見面，納賽爾總統即親自將一枚金光閃閃的“共和國勛章”掛在周恩來胸前，并在盛大的歡迎宴會上熱情洋溢地說：“請大家站起來，同我一道向這位親愛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們有機會同他直接會見之前就已經博得我們的欽佩了。在1955年同他會見（指萬隆會議）之后，我們的欽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此訪，周恩來同納賽爾共舉行了4次會談，詳細闡明了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印邊界沖突、中蘇關系和美英蘇的核禁試條約等重大問題上的看法和立場，以消除非洲國家存在的疑慮和誤解。納賽爾聽后真誠地表示：過去，我們往往更多地關心自己的問題，而很少注意其他地區的問題，這樣的介紹對我們很有好處。并表示，雙方會談超越了中埃兩國直接關系的范圍，將為我們現時代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帶來積極的影響。周恩來考慮到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率先提出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納賽爾表示完全贊同，雙方將此五項原則寫進兩國聯合公報。后來，周恩來又征求了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其他國家對此五項原則的意見，使之最終成為中國同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關系的五項原則，加上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它們后來形成我國對非政策的基本原則，長期指導著中非友好關系不斷發展。
